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赋形与不同而有异耳。

【注释】 ①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0页。质言之，一位感生之始祖，天然便承载着政治伦理中的始与本。

但自宋明以后，一种新的始祖形象开始在儒家内部流行，并且更加接近于现代人心中血脉之始的地位。这些记载向我们展现了不同于感生的另一种理论，这就是本于《孝经》的推尊之义。37 程颐将始祖之祭落实于普通士大夫家庭中，可谓一语惊人。这意味着，人们仍然能够通过修身无限接近于圣人的德性，推尊始祖就是最好的手段之一。只要始祖仍有生父，便需继续推尊，如此岂非无穷无尽？故承认始祖感生，实际也为不断上推的序列找到了终点。

上推尊父之意是否能够实现并不重要，它不必是天子尊始祖的真正情感来源，郊祀礼也并不是直接从现实情感出发进行设计的。27实际上，史书中始祖与太祖的称呼也常有混淆。(16)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二《〈礼〉十七篇标题汉无仪字说》，《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92页。

苦集始觉知，因果方昭明。万机多务是指他处理公务。当然这一百三十一篇《礼记》只是一些补充解释《仪礼》的零散文章，并非一部编辑完整的著作(20)。(12)王葆玹：《两汉经学源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8年，第45页。

(36)弘赞：《兜率龟镜集》初集《戴颙处士》，CBETA，X88，n1643，p0055，c10-11。也就是说，新版《礼记》不仅采用了直接解释今传《仪礼》的记文，还将与今传《仪礼》内容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一些著作中的或单独成篇的通论性文章也吸收了进来(21)。

《博物志?文籍考》曰：圣人制作曰经，贤人著述曰传。(74)御赐《中庸》作为常制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考周春健：《宋元明清四书学编年》，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12年。这篇《中庸》随着今传《礼记》被保存下来，而《中庸说》二篇则因为没有被合入《礼记》而逸失不传，到郑玄那个时代就已经见不到了。⑥ 根据余先生的考察，宋代儒家从心性义理方面阐释《中庸》肇始于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但早在胡瑗之前，南朝的戴颙、梁武帝萧衍，中唐的李翱，宋初的智圆、契嵩，都已对《中庸》给以相当的重视。

当然，《中庸》由篇独立为书，由《礼记》之一篇升格为《四书》之一书，还需要宋、元两朝儒者与皇权的双重推动。然则百姓者，岂其无性耶?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虽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穷，故虽终身而不自睹其性焉。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在该文中，梁肃提出了复性明静之说。

《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歆《七略》删其要而成，而南朝齐梁人阮孝绪《七略序》认为刘歆《七略》又是根据其父刘向《别录》撮其指要而成。五、结语 北宋初、中期，随着韩愈、李翱等人所推行的古文理论与实践风行士林，由他们所开辟的以《中庸》为中心的情性论，也为新学、洛学、关学、蜀学等儒家各派以及以契嵩为代表的佛教人士所接棒。

所以无论是明经科还是进士科，对考生的经学素养都要求极其高(50)。三国时期，魏文帝黄初五年(224)立太学，制五经课试法，置博士十九人，《礼记》与《周官》《仪礼》等经书皆列于学官(23)。

有谁会拿一部名不见经传的著作来与人清谈呢?又有谁会选择一部没有社会地位的文章来与佛经进行格义呢? 其次，《中庸》在中唐受到士人的广泛关注，是由《礼记》升格为经所决定的。(43) 《梁书》少而笃学，洞达儒玄与《述三教诗》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几乎完全照应。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被后人誉为闽学鼻祖(62)的欧阳詹年青时曾与乡人灵源道士(蔡明浚)、虹岩逸人(罗山甫)有潘湖合炼奉养之契(63)。(43)姚思廉：《梁书》卷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中庸》在刘向《别录》中属于通论，更具有思想性和议论性，属于原理体裁的书。⑩《春秋左传注疏》曰：经者，常也，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

(35)沈约：《宋书》卷九三《隐逸?戴颙》，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7-2278页。但李翱对性的理解完全来自《中庸》。

郑玄为《礼记》四十九篇作注，其最大影响是使《礼记》脱离《仪礼》，开始摆脱其附属地位而独立行世。性者，天之命也来解释《中庸》首章第一句天命之谓性。

首先，《记》百三十一篇应该属于孔门七十子后学解释《仪礼》的早期《礼记》类作品。从思想层面来看，韩愈认为过与无过不在外在的言行，而在内在的心性。参见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下)，《文史》第十六辑，第6页。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唐以后，科举考试从《中庸》出题，考生答题广引《中庸》，渐成风气。

这一假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智圆以僧徒而号中庸子这个事实。尚书左仆射荀崧以为不妥，遂上疏力请增置郑玄注《仪礼》及其它三经博士各一人。

根据唐代贡举规定，考试教材虽然是《礼记》等九部正经，但《孝经》《论语》并须兼习(56)。唐高宗调露二年(680)以后，明经与进士都要加试帖经。

值得注意的是，在梁武帝的著述中，就有《中庸讲疏》一卷。《汉书?艺文志》载有《记》百三十一篇，这个《记》即《仪礼》之记。

贞元十九年(803)，明经科策问第二道题中蹈白刃或易于中庸(53)一语，即出自后来朱熹所订《中庸》第九章。自明诚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不勉则不中，不思则不得，不贰过者也。梁武帝这一自述作为诗，固然有简单化之嫌，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多少也可能有些文学上的夸张(42)，但征之于史书，还是大体可信的。践言贵去伐，为善在好生。

这种习尚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

这些著述仅量多，而且还在思想层面洞达儒玄，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57)周敦颐：《通书?志学》，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3页。

相反，其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则只是兼之。(77)章太炎：《论诸子的大概》，章太炎著，章念驰等整理：《章太炎全集》第二辑《演讲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2页。